王晓黎   吴魁

摘要：我国传统上对于价值理性的强调阻碍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现代化的实现过程与工具理性的高扬相伴相生，一方面价值理性质疑工具理性必然带来的道德下降及其他弊端，另一方面我国当前还需要用工具理性大力发展现代化，这两方面的冲突需要统一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任务中。

关键词：工具理性 价值理性 和谐社会

 

    西方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在其著作《经济与社会》中，把人类的理性形式区分为两种：工具理性（目的合理性）与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指的是“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 换句通俗的话讲，工具理性就是“用理性的办法来看什么工具最有效，以便达到我们（无论是否合理）的目的”。 从这里看，工具理性（目的合理性）注重如何运用手段达到目的，至于目的本身的价值及所使用手段本身固有的价值倾向，则不予重视。换言之，工具理性主义者往往是这样的人：在目的上，他更关注目的实现的结果及过程的可操作性，而不是目的的终极价值；而在手段上，他关注的是手段的功效及其现实可行性，而不是手段本身带有的价值倾向及意义。与工具理性相对的是价值合理性，它涉及到的是人们对某些事物或行为所赋予的价值含义，以及人们对某些价值观念的追求。

    在中国传统上，价值理性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孔子、孟子及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价值的思考始终没有停息，弘扬人的善性，追求做人的价值始终被放在突出重要的地位上。当然，我国传统意义上的价值理性与韦伯所阐述的价值理性还是有差别的，其差别具体体现在我国传统上更强调集体主义，更强调个体行为对于集体的价值，而西方的价值理性更强调个体的价值。但是，可以肯定的，中国传统认为个体价值只有在集体主义的框架中才有意义，个体对集体的价值才是最有价值的，个体对集体的价值是完善人的心智的必须，中国传统上的价值理性与西方传统上的价值理性都强调的是塑造健全的人，都强调和追问做人与做事的价值，因此，把他们归至于价值理性的框架内是没有问题的。

     价值理性在中国传统上发生了变异，具体表现在：其一，由弘扬善性异化为片面压抑个性。中国传统上十分注重追求超验的做人的价值，从应然出发，断言人性本善，因而导致以“价值”压迫“事实”的思路发生。这样做的后果是理想中的价值总是不能得到实现，而受价值理性的裹挟，人们会更进一步地强调阻断诱发人欲望的环境因素，这条思路直到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提出而达到了极端。其二，在实践中，传统上的价值理性对人欲的警惕导致了压抑人欲，忽视物质，压制工商业发展等负面影响。因为压抑欲望，压制工商业，导致中国的经济水平始终停留在小农经济的初级阶段，导致中国人具有很高的聪明才智却很难做出大的产业。整个封建社会阶段，中国民间很少出现繁荣的局面，而商业流通一兴起，价值理性就以其倡导利益至上而侵害人之善性为由予以打击。民间穷困的局面一出现，则个别人的富足现象就显得格格不入且“朱门狗肉臭”，价值理性于是把贫富的问题上升到善恶对立的高度，由此很自然地导致对致富的打击。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的这一段时期，随着道德理想主义的提倡，价值理性实际继续扭曲，一方面集体主义越来越凌驾个人价值，另一方面民间的商业行为及生产行为被更加严厉地控制。这一时期是我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得到极大发展的时期，国家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强大的工业，对个体的压抑似乎也是必然的和无奈的。但是，这一时期，我们对于现代化的路径和步骤缺乏清晰的认识，没有及时改变发展模式，导致了不必要的损失。

高扬价值理性而导致压抑人的欲望，压抑人的欲望而阻碍发展，发展缓慢民生疾苦而更加强调平等，更加压抑欲望，更加片面宣扬大公无私等人的价值，这似乎走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这个循环的打破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

     改革之初，邓小平在谈到经济特区的时候，说过特区要闯出一条血路，其深层的含义正在于此。随着改革的发展，西方工具理性被大力提倡，工具理性是西方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工具理性实现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但是工具理性不可避免的引起对人的价值和其他以前人们心目中很多崇高价值的解构，人们感到价值虚无的痛苦。这时，富裕起来的民众“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的情况出现了。这反应了普通民众对价值的渴求，同时也反应了对工具理性的不适应。

在当时普通人的心目中，现代化就是高楼大厦、电灯电话，对于现代化过程中工具理性对价值的解构缺乏充分的认识，因此，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会出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尖锐对立。

八九之后，是继续改革还是中断改革的抉择困扰着人们，这个问题的实质其实是继续容忍工具理性解构传统的价值呢，还是倡导价值理性拒斥工具理性？邓小平在九二年进行了南方谈话，他说“穷了几千年了，是时候了”，这句话言简意赅，其表达的意思是：中国压抑欲望，阻碍发展的思路已经持续了几千年了，应该转换思路了。

      中国一以贯之地坚持改革一直到了今天，工具理性发挥了强大的威力。但是也暴露出来很多问题：

     其一，从改革的目的上说，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被当成改革的目的，而生产力为人服务，增进人的幸福等价值被程序性的改革日程表所忽视。以医疗卫生和教育改革为例，在工具理性的指引下，这两项关系民生福祉和国家未来发展的改革被作为影响发展生产力的包袱而甩了出去，由此导致了这两个部门利用其垄断地位自谋发展，从而把负担转嫁到人民身上，这种改革就偏离了社会改革应有的价值轨道。

      其二，从个人的目的而言，金钱、地位等被个人当作追求的目的，而个人的价值和人的全面发展被忽视，个体人格被扭曲，个体价值虚无。

     其三，从追求发展的手段上说，存在着违反人性的和违法的及不道德的发展方式。比如，高污染的发展，假冒伪劣的发展，牺牲人的生命换来的发展和牺牲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发展等等。以矿难为例，其发生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大多数情况下矿主们并非不知道矿难的危险性，但是他们简单地把人的生命换算成几千或者几万元的成本，在利益的驱动下，他们制造出了一幕幕矿难的惨剧。

     其四，从个体发展的手段来说，不择手段地追求个人利益，解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把人与人的交往简单换算为利益的交换。

应该看到，这些问题的出现，一部分是工具理性题中之意，而有一部分是工具理性发展不充分所致。不能对此混为一谈。

     2006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提出和谐社会的总要求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遵循的原则，这些原则是：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科学发展，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民主法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这个决定的突出特点是继续强调发展，同时把人民的福祉放到了突出地位予以强调，其表达的意思是，工具理性在当前还需要继续发挥作用，还需要利用工具理性完善改革、促进改革，同时要以价值理性为指导，反思改革，把改革的方向纳入到增进人民幸福的轨道。

我国还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征程中，我们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同时我们也在经受前所未有的观念冲突和调整，把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融入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中，使其各自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和紧迫的。

     我们需要防止两种倾向：

     其一，“左”的倾向，即片面价值理性的倾向。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极大振奋了广大人民的精神，很多人认为这时中国传统上的“大同”，很多左派人士认为，这是中央对他们诉求和呼吁的回应，他们深受鼓舞，他们看到了改革过程中的不道德面，看到了违法乱纪的一面，看到了不公平不正义，他们嫉恶如仇，这是对于改革有益的一面。但是，左派人士以及广大受传统价值理性影响的民众往往会不自觉地树立起道德理想主义的崇高目标，这个目标如果在实践层面得以实行，必然导致对人的个性的压抑和对发展的阻碍，进而否定改革，使中国倒退。

      其二，右的倾向，即片面工具理性的倾向。有一些人认为发展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首要的选择，只有发展中国才有出路，他们的思路是拥护改革的，但是对于发展手段和发展目的上的不正义他们可能重视不够，对民生疾苦关心不够。如果任由这种思路发展，改革的成果不在广大人民手里的时候，改革导致对人性极大扭曲的时候，将会发生危害稳定的事件，从而中断改革。

以上两种倾向都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和谐社会建设要统筹兼顾，首先要统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

     我们需要在中央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方针的指引下，发挥工具理性的作用，在价值理性的指导下，为民主发展，为法治进步，为文化繁荣，为人民幸福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和可操作的步骤，在党的领导下，稳步地实现我们的伟大目标。

 

王晓黎：军事经济学院  研究生四队   430035  

吴魁：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四庭 2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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